主权财富基金（SWF）是一国广义政府持有的特定目标投资基金或实体，包括财政稳定基金、储蓄基金、储备投资基金、发展基金和养老储备基金五大类。从SWF设立的理论条件来看，一国政府应通盘审视其资产负债表，并明智估算未来资产现值和税收收入情况。但在实践中，当国际商品市场繁荣时期，一国政府出现较多国际收支盈余或财政盈余时，通常就会设立SWF。
问世70年来，SWF已从资源型或经济增长能力较弱的中小国家用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工具，逐渐成长为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去除依附”，摆脱发达经济体政治压迫与经济盘剥、谋求自主发展道路、肩负国家重要使命的战略载体。
1953年，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SWF——科威特投资局成立，用于将过剩的石油外汇收入进行投资，以为后代福利和发展累积财富。此后，SWF逐渐增多，设立国家多为中东石油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向亚洲新兴经济体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70至90年代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也先后用累积的出口外汇收入设立了SWF。同一时期，国际油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平稳状态转向剧烈波动，继续为中东等石油出口国赚取巨量以石油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并充盈了SWF。
1991年，冷战落幕，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增长，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成为拉动国际贸易大繁荣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陷入到“国际分工陷阱”和“发展陷阱”中——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凭借先发优势占据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并依托霸权向外转嫁经济增长的制度成本，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则只能处于国际分工“U型链条”的最底端且经济发展严重依附于外需、外资、外债和外援。
当此之际，美国依仗美元霸权通过财政和国际收支“双赤字”赚取利益并向全球注入巨大流动性。而东亚和中东等经济体通过出口积累的大量官方外汇储备，出于国际战略、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等诸多复杂因素考量，只能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平衡“双赤字”、回笼美元的工具。但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极低，甚至无法抵消美元贬值带来的汇率和通胀风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外汇保值增值压力空前巨大。
加之20世纪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愈加充分地认识到，美国强力推进全球金融自由化所欲何为——现行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和受益者都是发达经济体。作为后进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面临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时显得异常脆弱，甚至只能无底线地承担美国向外转嫁的制度成本和危机代价，金融安全甚至经济主权都难以保全。
行至21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开始设立SWF以降低外汇持有成本、实现国家财富增值、增强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并践行国家海外发展战略。非洲、中亚、南美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乃至欧洲和大洋洲发达经济体的SWF数量显著增长，全球SWF资产管理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扩张。
2007年和2008年，中国与俄罗斯相继设立SWF，这迅速引起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质疑，美欧等迅速筹谋建立非正式的国际制度安排，以约束和限制SWF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运作。在美国主导下，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个拥有SWF的成员建立了SWF国际工作组，次年又更名为SWF国际论坛，并确立了要求SWF普遍接受的圣地亚哥原则，其中持股比例等限制明显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
由于发达经济体金融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投资审查和监管迅速收紧，SWF逐步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投资。2010年后，亚洲反超美欧成为SWF海外投资首选地，为亚洲广大经济体孕育了前景广阔的投资良机。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全球SWF资产管理规模依然保持增长，并在2020年年底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2022年受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影响出现了21世纪以来的首次萎缩。
如今，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一大SWF持有国，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5支SWF资产管理规模共达3.329万亿美元，占全球SWF资产管理总量29%，仅中投公司一支SWF即接近202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水平。
在面临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作为持有资产体量占中国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8.5%的SWF，亟需进一步完善法律和制度框架、构建科学投资组合与风险管控体系、吸收新加坡淡马锡等SWF战略投资优化经验以大幅提高投资收益率，使SWF能够快速成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海外发展的核心支柱，助益中国经济逐渐摆脱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链条的过度依赖，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也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消解美国金融霸权、重塑国际货币和金融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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